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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本纪---【贾鸿彬】

2018-12-11 15:58:19 来源:《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 浏览:107

大包干”本纪

 贾鸿彬

盖因一群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乃立传。

—— 题记

一、发现

“快!快!勇敢子,快藏起来!干部来了!”

夕阳下,在屋后花生地里锄草的徐善珍,见陈庭元从吉普车上下来,忙小声地叫道。

勇敢子扔掉手中的木棍,机警地望了一眼吉普车和下来的人,跳过几垄花生和田埂,趴了下来。为了藏得严实,他的小手用力往泥里扣,扣得满头满脸都是汗。勇敢子大名叫关正银,读小学四年级,放学后,来到地里帮助锄花生的父母拔草。

这一天是1979410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行,从燃灯公社到大溪河公社,再到梨园公社,了解各地贯彻220日县委“四干会”精神落实情况。下午,在即将离开梨园公社时,公社书记张明楼悄悄地说:“陈书记,我们发现有个队出了问题。”

陈庭元问:“哪个队?什么问题?

张明楼说:“小岗生产队,他们早就把土地分到户干了。我们是最近才发现的。”

“他们是怎么分的?”

“他们把土地、农具、耕牛和上缴国家、集体的任务全部分到户。讲穿了,就是单干。”

陈庭元叹了口气,“怎么搞的?怎么允许他们单干呢?你们公社过问了没有?

张明楼说:“我们也是才知道的,已经派人去叫他们再拢起来了。”

陈庭元听到已经派人去小岗要求再拢起来,就没有说话,离开了梨园。刚走出了里把路远,忽然,陈书记对司机刘明华说:“小刘,开回头。”刘明华问:“上哪去?”陈书记说:“到小岗村看看去。”

小岗生产队,是一个自然村。那里多是岗地,陈庭元远远就看到,干活的人都是三三两两的,没有生产队那种大呼隆搞集体生产的。即使是分组干的,一组三五户人家,也应该有十来个劳力啊。陈庭元想:“乖乖,还真分开了呢!”

离村庄半里路远,有一条干渠,干渠北口有块旱田,此时,一男一女两个人,大约三十多岁,在田里干活。410日,花生苗出土没多久,正是要锄草松土的时候。他们见到小汽车开过来,大干部模样的陈庭元走过来,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十分好奇地望着来人。

陈庭元:“你们锄花生?”

“对,锄花生。”俩人答。

“今年花生长得好啊。”

“长得还不错。”

到了跟前,陈庭元又说:“今年花生长得好,摆棋子一样的,匀匀满满的。种得可多?”

“多!要是让我们像这样干,明年种得还多。”

陈庭元说:“你们看样子是俩口子吧?”

“是俩口子。”

“乖乖,看这个架势,你们队里分到户干了吧?”

那俩口子猛吃一惊,显然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听了这话,连忙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不是分到户的,是分到组的。”

陈庭元有些疑惑地问:“分到组的?你们组怎么就你们俩口子干活,其他人呢?”

这一下,这俩口子回答不起来了,愣在那里,有些惶恐。

但陈庭元心里有数啊,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忙搬梯子给他们下:“哦,我知道了,今天逢集,其他劳动力都去赶集去了,就你俩口子在这里干活。”

“对对,他们都去赶集去了,就我们在这里干活。”

其实,天都下半晚了,还赶鬼的集。陈庭元和老百姓打交道很有艺术!他这样的一问一答,既了解了真实情况,又不给群众造成压力。

这对夫妻名叫关友申和徐善珍,就是勇敢子关正银的父母,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社员。

(关友申就是当年按下红手印的18个带头人之一。20171021日,关友申大儿子关正金的“小岗梦菜馆”。笔者采访已是癌症晚期、身体很虚弱的关友申。谈到那一天的情景,老人依然很激动。“看陈庭元从车子上下来,知道他是个官,哪知道他是县委书记呢?他真是个好官,说话仁义,问我们是不是分到户干了,我很害怕,哪敢讲实话?人家没有为难我们,一直都是笑嘻嘻的。他那样子,让人感觉很贴心。”)

通过现场的观察,加上和关友申夫妇的交谈,陈庭元发现: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所言不虚。在回县城的路上,他在车子里颇有感慨地说:“乖乖,小岗子的人还真把土地分到户了!”

(这一个重要的“发现”过程,时任陈庭元书记的秘书陈怀仁,把它原汁原味地记上了当天的日记。这是除“红手印”之外,最早关于小岗村大包干的文字记载。在县级以上的主要领导中,陈庭元是最早发现小岗村实施包干到户的,对于这件事,他从一开始就是用行动支持的。)

二、接外流

陈庭元是197712月到凤阳县任县委书记的。19801月后,他虽然先后担任滁县地委委员、副书记、行署专员,但依然兼任凤阳县委书记或第一书记,直到19854月才正式离开凤阳,是凤阳县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县委书记。因而,他直接参与了凤阳农村实行大包干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小岗村的大包干。

对于陈庭元在凤阳任职,陈庭元之子、安徽电视台导演陈新兴2017829日在合肥金环大酒店910房间回忆说:

在任凤阳县委书记之前,父亲曾两次来到过凤阳。第一次是在人民公社化初期,身为滁县县长的他,因为向上级反映农村搞浮夸的真实情况,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调到了凤阳县武店公社山西大队协助整社。第二次是1972年父亲任滁县地区农业局长时到凤阳县小溪河公社齐郢大队蹲点,代表滁县地区在那里搞路线教育工作队。1975年暑假,父亲还让我到凤阳农村去体验生活,特地让我到一个地道的贫农家吃了一顿饭。那顿饭不怎么好吃,我到现在还能记得。父亲两次到凤阳共5年时间,亲身体会和目睹了凤阳人民的疾苦,也对凤阳县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为他日后当县委书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父亲到任不久,1978年的春节很快来临。离过年还有三天,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同志来县里检查工作,父亲把他带到了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前王生产队位于凤阳县东部,紧靠京沪铁路,临近小岗村。全队10户人家,住的全是低矮、破旧不堪的茅屋,无饭桌、无板凳、无存水缸的家庭占全队的一半,有4户人家连个篱笆门也没有,不少家庭全部的家具就是一张泥巴床、一个泥巴灶,衣物是长年置放在泥巴囤里,一块不大的破布就能把家里全部衣被包起来。“泥巴墙,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便是这个村庄的真实写照。父亲带王书记来,就是希望省领导能看到凤阳到底有多么贫困,凤阳人为什么要外出讨饭。

腊月二十七,按照传统习俗应是家家户户杀猪宰鸡,准备喜迎新年的时候。但在这个“家家要饭,人人要饭”的讨饭村,连过年的粮食都没有,不要说看不到猪和鸡,连狗都很少见到,鸡犬不相闻,哪有一点迎新年的喜气呢?一问,大多数人都外出讨饭了。王书记和父亲看到这样的情景,心中满是辛酸。

临走前,王书记嘱咐父亲要想尽办法使社员过年时能吃上饺子。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父亲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奔波,协调粮食部门、商业部门,终于在年三十这天,让一些特别困难的社员每人分到一斤半面、半斤肉和三斤米。

这个春节,父亲过得很不安宁。江苏、浙江、上海、广州等地的电报接连不断地发来,内容都是一样,要县委立即派人把凤阳外流(逃荒要饭)人员接回来。处理外流人员,是父亲任书记时遇到的第一件棘手事情。凤阳外流人员遍及大半个中国,凤阳实在太穷了,它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是全国挂上号的“三靠县”。父亲到凤阳县任职时,一些公社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家的房子或日本鬼子遗留的炮楼内办公;不少大队一直没有办公的地方,大队干部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办公室;不少生产队既无公共积累,也无集体储备,连仓库都没有,晚上开会时无钱买煤油点灯,要借着月光开。农村集体经济实际上是个空壳。

人员外流问题,其根子就是“穷”字。对父亲最刺心的一件事是1978210(农历正月 初四),凤阳一批外出要饭的农民被接回临淮关收容站,父亲清早赶去看望他们,只见一群乡亲衣衫破烂、蓬头垢面,不少人衣服上没有纽扣,用稻草绳系在腰上,见到干部,目光呆滞,不愿理会。父亲找了一个中年汉子,蹲在他面前,递给他一支烟,中年汉子抽上烟,表情和蔼起来。父亲问:“为什么老往外跑呢?

“唉!谁有粉不知往脸上搽,非往屁股上抹?要是有吃的,谁愿意跑?背井离乡,连狗都不如啊!

父亲点了点头,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三、承包到组的“大包干”

为了解决人口外流等问题,从1977年底至1978年初,凤阳县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群众反映较多的是要求把自留地退还给他们。在一次社队干部会上,陈庭元深情地说:“解放已经快30年了,我们农民的吃饭问题还没解决,群众还要外流要饭,我们当干部的心里好过吗?我们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却没有把人民的生活搞好。这干部当的还有什么意义?群众要求退还自留地,就退还给他们吧。

1978年春节后,陈庭元抛开所有杂事,一头扎进农村,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看,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问。面对光秃秃的山冈,摇摇欲坠的茅屋,面黄肌瘦的百姓,他更加明白,要解决千百年来凤阳百姓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决非易事。但是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起,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丰衣足食的,既然解放了全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就一定能把人民群众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为了发展生产和安排好群众生活,他首先抓加大落实“省委六条”规定的力度。

19776月,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120日,安徽省委向全省农村颁布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有六条内容,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对收回的自留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如数退还给社员。“省委六条”对凤阳农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1978年元月,县委决定抽调240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推动“六条”的贯彻,工作组春节前后全部下乡到位。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作出新的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是清除“文革”极左思潮,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省委这份文件,为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提供了政策支持。凤阳“大包干”也正是在这一文件的土壤里萌芽、成长、开花、结果的。

凤阳县农村改革,最初出现的形式是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

马湖公社位于凤阳县西南边界。地处偏僻,生产落后,因农民的主食是山芋,被称为“芋头乡”,年年靠吃回销粮。19783月,在群众的要求下,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和路西大队前倪生产队干部一起开会。会议决定,该队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4月下旬,陈庭元在武店区组织武店、刘府两区的区社书记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农业生产。会上,他要求大家谈谈凤阳的农业究竟怎样才能搞好。参会的公社书记们一一发言,28日上午,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发言,讲了马湖公社前倪生产队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情况,好处很多:出勤出力,避免“大呼隆”;人人出点子,人人关心生产;以前社员干活只想千分()、不想千斤(),现在干活先想怎样收千斤()、后想怎样干千分(),干活既注重数量,也注重质量;小组人少,开会方便,干活灵活,记工省时间,等等。对马湖的做法,陈庭元是支持的,但会上他不好表态,因马湖公社所推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核心是“以产记工”,不仅违背了中央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原则,而且与“省委六条”中所规定的“不许包产到组”、“不要搞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相抵触。

会后,陈庭元单独找詹绍周谈话,并提出三条意见:“一、这种责任制肯定效果好,你们要先干起来,不要先讲出去;二、不要听别人说这说那,你们要大胆实践,既干了就要干好;三、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对马湖公社推行联产计酬当时有不少非议,但是县委采取“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的方式支持他们。随后由于马湖公社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搞起了联产计酬,詹绍周有些担心。5月底的一天晚上,他来到陈庭元书记家,汇报联产计酬已经在全公社推广,可能搞的面太大,怕出现负面影响。听汇报后,陈庭元经过认真考虑,说:“你们已经搞开,那就搞吧,如果错了到秋后再纠正过来。”

这年,自3月份以来全县没有下过透地雨;到6月全县有70多万亩地受旱,旱情来得早,持续时间长,受旱面积大;年底,因大旱全县粮食大减产。但马湖公社基本上平产,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队,有的平产,有的增产,没有一个减产。

719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来凤阳检查工作。陈庭元和县革委会主任吉诏宏把马湖公社“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接着省委和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先后派人来马湖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调查组的同志都对马湖公社的做法给予肯定和支持。

1979年元月,中共中央下达[1979]4号文件,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中宣传、学习、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纠正分配上平均主义的问题,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分配记工;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马湖公社所实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记工”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终于被中央文件所承认。凤阳大包干的最终形成,正是从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开始,跨出了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一步。

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得到中央文件认可后,如何在全县大规模地推广?成为凤阳县委的工作重点。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虽是成功经验,但算账的方法太繁琐,定工要搞几十项,分配要算许多弯弯账。梨园公社石马大队书记金文昌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他们大队有个小贾生产队,全队分4个作业组,年底分红时,该上交国家的上交国家,该留给集体的留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也就是由作业组和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保证完成国家粮、油、棉、烟的上交、征购任务和生产队的公共提留,其余收入由作业组自行分配。当地群众把这种责任制称为“大包干”,又称“包干到组”。他们明了而形象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多少都是自己的。该拿的拿在明处,该得的心中有数,一刀一个血口子,我们越干越有劲。”所以,“大包干”最初的含义是“包干到组”。

十、“统一了中国”

1983114日至19日,全国第二届人才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市举行。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童大林作了《鼓励与支持社会主义改革者》的发言。他介绍了陈庭元、袁隆平、侯学煜、周冠五、李庭芳、黄建勋、吴仲华、温元凯、刘静和等9位先进人物。在童大林的眼里,这些人都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的杰出人才。

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被列为第一位。对于陈庭元的评价,童大林是这么说的:

有人说凤阳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是朱元璋,“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他统一了中国。最近又出了一个人物,他叫陈庭元,不是凤阳人,但是到凤阳县当县委书记,他用联产承包,即“大包干”责任制,也“统一了中国”。“大包干”使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奇迹,短短的几年时间,把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挽救过来了。

陈庭元一直是搞农村工作的……联产计酬责任制保住了,刚刚起来的农民积极性保住了。这项改革给凤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四年来年年丰收,由吃粮靠返销,变成出售余粮,四年共卖给国家七亿斤粮食。

为什么要把陈庭元作为我们中国人才研究会应该宣传的第一位人物?就是因为他发现和推广了联产计酬责任制,由此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如果20世纪中国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个,该是改变了中国农村面貌这件大事。这应该写到历史上去,八亿农民的中国农村能在短短几年改变面貌是了不起的。像陈庭元这样的改革者,要家喻户晓,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他。

……这九位同志的事迹,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寄希望于改革,寄希望于改革者。

陈庭元说:“对这个评价我很满足,但不敢当!推动这一历史性农村改革进程的是千千万万贫苦的凤阳农民。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小岗大包干是有着众多的推手的,但陈庭元无疑是第一推手,在凤阳、在小岗,只要提到他,很多老同志都是由衷地赞美。20171216日,老领导吴庭美在凤阳县人民医院病房,与笔者谈起当年的陈书记,他说:“小岗人搞包干到户时,的确顶着压力。但他们是农民,是自发的行动。你最多不准他干,还能不让他当农民?真正承担巨大压力的是陈庭元。他是一个自觉的改革者,用现在习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知道我们共产党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公社书记不同意,你县委书记同意?上面要是真追究,首先是县委书记干不成了,还会被批斗,甚至坐牢!这样被整的人有不少。没有敢于为老百姓担当的精神,是做不到的。作为那场改革的亲历者,我当时见到过不少的反对者,当然,他们很多人是为了执行党的政策,为陈庭元的安全担心。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如果陈庭元要是稍微软一软,听身旁其他一些领导的话,小岗村的土地肯定就得并起来,那样就不会有凤阳的大包干!”20171229日,我和温跃渊在严俊昌家采访,严俊昌说:“没有陈庭元,哪里有大包干呢?他县委书记要是不让干,我小小的生产队长能抗住?”

小岗农民严俊昌、严宏昌等人自发行动,闯破樊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启幕人。陈庭元等许多党的领导干部,顺应民心,勇于担当,创新制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自觉引领者。“闯”和“创”,书写了40年前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19854月,陈庭元离开凤阳,任滁县地委专职副书记,19864月起,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3月离休。200743日,陈庭元带着他对土地的热爱、对农民兄弟的眷念,在合肥辞世。恰逢清明时节,小岗人悲痛不已。12位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在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的带领下,来到合肥。他们胸佩白花,举着12个人共同签名、写有“老元子,一路好走”的横幅,告别他们心爱的老书记!

陈庭元推动扶持起来的小岗的大包干,作为20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缘起,依然星空朗照,熠熠生辉。正如童大林所言,它将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一道,永载史册。

责任编辑/彭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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